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郭晨子第一次看“话剧九人”的戏是在B站。平常不太开弹幕的她，那一天难得开了弹幕，一场《双枰记》结束，满屏都是网友打出的“求剧本”“欠‘九人’一张票”，“特别是‘求剧本’，很久没看到观众提出这样的字眼了。”时隔几年，郭晨子依然记忆犹新。
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是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第一次看“话剧九人”的。她形容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如果不知道“九人”在文化圈里是落伍甚至是“耻辱”，但她“没有先知先觉的能力，也没有追求时尚的动力”，因此，直到这支从北大走出来的戏剧团队重新回到北大演出《春逝》，她方才“被击中”。
“今天我们如何讲述20世纪，‘九人’做了一种尝试。”在上海YOUNG剧场举办的“话剧九人剧本集”新书发布会上，戴锦华评价道。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《话剧九人·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》，收录《四张机》《春逝》《双枰记》《对称性破缺》《庭前》五部“话剧九人”作品的完整剧本及部分幕后故事。五部曲套装第一批预售上架3小时就告售罄，面对读者问询，责任编辑王伊开了小红书账号进行解释：“关闭预售，是为保证17日正式发售时第一批订单都能如期发出，已经连夜安排加印了！”
为什么“话剧九人”有如此号召力？
这支青年戏剧团队从北京大学起步。2012年，“话剧九人”创始人朱虹璇还在北大读研究生，被报名参加北大剧星风采大赛却没来得及写剧本的好友抓去“江湖救急”，临阵磨枪改编美国电影《十二怒汉》，考虑参赛时间问题，把12个角色改为九个，起名《九人》，这也是剧团名字的由来。
《九人》在初赛时一举拿下单场冠军、最佳男主角等奖项，但还是止步于复赛。剧组人员吃“散伙饭”时，有人提议为何不把《九人》演下去，再演十年？不过，酒醒过后，有人毕业，有人出国，直到一年后，朱虹璇心血来潮，想要写点东西，又向老友谈起这个“十年之约”，商议将《九人》走出校园的计划安排上日程。
2014年，《九人》在北京蓬蒿剧场上演，这个无官方背景、无资金来源、无流量加持的“三无”剧团起步艰难：舞美只有桌子和凳子，座位也只有80个，一场下来净亏3000元。从那时起，有观众开始追随“九人”，这给了他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
2019年开始的“民国知识分子系列”，让“九人”真正出圈。系列第一部《四张机》充满文思与机锋，在独特的幽默中探讨教育公平、学问之道，靠着口口相传获得不错的票房。这一年，朱虹璇选择辞职，离开战略咨询行业，成为全职话剧人，希望用全副精力去闯出一条属于草根剧团的路。此后，《春逝》《双枰记》《对称性破缺》《庭前》以一年一部的速度稳步推出，“民国宇宙”中，有学问与公平的激辩，有幽微处的理性与温情，有友道与信仰的缠斗，有法理与情谊的权衡。
“看‘九人’的戏，我的血好像比平常热。”郭晨子描述了很多“九人”观众的感受，“‘九人’的剧，不光是话语的锋芒戳人。”在她看来，“话剧九人”继承了中国话剧史上学生演剧的传统，和院团戏剧走出了不一样的路。
在北大剧场看《春逝》，戴锦华尤有感触。“一是理想，二是勇气，还有一样东西叫情谊，都是特别打动人的。知识分子不是一种身份，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，他们就是知识分子，不然只是教授、学者、工程师……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某个时刻变成知识分子，也可以选择不成为知识分子。”
“话剧九人”与他们书写的故事之间，有着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，这或许也是他们打动观众之处。在命运和时间的不确定性之中，总有人以不寻常的勇气和热忱相识、相聚，彼此扶持着，把一件看似理想主义的、偶然的事情坚持做下去。这场新书发布会以“做现实主义者，求不可能之事”为主题，这是戴锦华喜欢并常常提到的一句话，也是朱虹璇从她身上得到的鼓励。“知识分子并不遥远，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挺身而出。如果退回书斋，只是读书比较多的人。”朱虹璇说。
今年初，“话剧九人”在上海动作频频。新作《三妇志异》元旦至1月11日在上海上剧场连演两轮，1月17日至2月8日，“九人”又将在YOUNG剧场开启“驻城演出季”，将带来《对称性破缺》《双枰记》《翻山海》《四张机》四部高口碑作品。
“在我的观剧体验里，‘九人’的剧都是比较朴素的。他们的可贵之处是在剧场的娱乐性之外，找回了其开展公共讨论的公共空间属性。观众不仅是消费者，不满意了要求退票，完全是一种消费行为。”郭晨子说。朱虹璇则回应：“除了消费品之外，创作团体能给观众提供更多精神交流，应该是一种自觉。不过，如果我是消费者，肯定不会因为看了不高兴而退票，但如果真的要退票，我也会是希望赔偿连带损失的消费者。能做到更多内容的讨论，是创作者的自觉，满足消费品的底线要求，也应该是一种自觉。”
戴锦华则提醒，当“九人”不再只是一个业余剧团，逐渐被市场看到，成为一个品牌后，最初单纯的热爱者成为粉丝，“九人”的发展必须面对下一个阶段的问题。
“当我们谈到现实时，不只是名利场、五斗米，也包括身边的人际关系、社会期许。不是说安于现状，做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拿稳定的工资，就是屈服于现实。有时候也面对能力是否跟得上野心，想做的事是否能找到足够多的同路人，同路人会否因为时间的冲刷分道扬镳。可能也会目睹曾经并肩作战的人沾染上杂色，而你最终也慢慢认识到，这种杂色是可以和理想主义并存的。”朱虹璇说，“这也是我希望在作品里探讨的：不一定关乎名、关乎利或者权力，而是关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。理想和现实并不是二元论的关系，有时候可能像山石和水流的关系。我们所有人站在那里，冲刷你的水流会变化，甚至互相有作用力。有的人经过很长时间，也许改变了样貌，但依然屹立在原点，有的人可能碎了，沉到了水底，还有人以被打磨成更圆润的姿态，碎成了很多片，走向了下游的河床，但依然存在。戏剧中的人物有不同的命运走向，折射的也是我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困惑。”
到目前为止，“话剧九人”依然保持着某种非职业团队的气质，部分成员仍旧是兼职状态。“这套书的编辑王伊也是我们剧团兼职的工作人员。她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，她说，这不仅是一套书，也是回忆的备份。拿到这套书，曾经在剧场里和我们一起感动过、欢笑过的同路人，会回想起那个一期一会的瞬间。”朱虹璇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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